【关键词】

上市公司、财政造假、新旧证券法衔接责任人员分辨处置

【处罚要旨】

本案为首批逾越 2019 年订正的《证券法》（以下简称“ 2019 年《证券法》”）的执行日期，并合用新法惩处的沉大财政造假案例，通过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重办“罪魁”、凸起“关键少数”责任，向市场传递“零容忍”鲜明信号。同时，在 2019 年《证券法》的处罚力度较 2005 年订正的《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 年《证券法》”）显著加沉的情况下， 本案综合责任人员在信息披露违法中决策、组织、参加、知悉以及其他未勤勉尽责等情况，合理判定其与违法行为的关联水平，划分责任梯度，实现过罚相当、精准法律。

【根基案情】

（一）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汇报虚增交易收入、利润总额

甲公司通过虚构境内销售业务、高报出口货物销售额等方式虚增交易收入和利润总额。甲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汇报别离虚增交易收入 22.98 亿元、21.40 亿元、20.12 亿元、6.41 亿元，别离占当期披露交易收入的 40.32%、26.68%、27.18%、12.22%。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汇报别离虚增利润总额 7.73 亿元、8.69 亿元、9.06 亿元、2.31 亿元，别离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按绝对值推算）的 88.24%、98.67%、192.78%、99.37%。

（二）甲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汇报、2019 年半年度汇报虚增钱币资金

甲公司通过财政不记账、虚伪记账、伪造银行单据等方式虚增钱币资金。甲公司 2016 年年度汇报虚增银行资金24.40 亿元，占当期披露钱币资金总额的 68.69%、净资产的32.95%；2017 年年度汇报虚增银行资金 15.98 亿元，占当期披露钱币资金总额的37.79%、净资产的 20.04%；2018 年年度汇报虚增银行资金 26.07 亿元，占当期披露钱币资金总额的 76.93%、净资产的 31.17%；2019 年半年度汇报虚增银行资金 20.15 亿元，占当期披露钱币资金总额的 72.80%、净资产的 23.84%。

（三）甲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汇报未披露关联买卖

甲公司控股股东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

现实节造两家公司，系甲公司关联法人但未披露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，未经甲公司决策，在乙公司总裁刘某某 2 的直接指挥下，甲公司与乙公司现实节造的上述两家关联法人产生 321.32 亿元资金往来。甲公司对于上述往来未记账，未依照划定披露关联关系及关联买卖，导致 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汇报存在沉大遗漏。

甲公司现实节造人刘某某、时任董事长刘某某 3、总经理万某某、财政总监周某某、董事会秘书刘某某 4 决策、组织、参加财政造假，是对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掌管的主管人员。甲公司其他时任董事、监事、高级治理人员中， 监事会主席王某某、邱某某，董事、副总经理黄某某，副总经理谢某某知悉甲公司财政造假却依然具名保障甲公司定期汇报真实、正确、齐全，其余董事、监事、高级治理人员具名保障甲公司有关定期汇报真实、正确、齐全，且无法证明自身已对有关信息披露事项勤勉尽责，是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此表，除了甲公司董事、监事、高级治理人员表，乙公司总裁刘某某 2 在刘某某铺排下挪用甲公司资金，时任甲公司家具工程部副总监胡某某执行虚构销售业务，时任甲公司财政副总监陈某某明知财政造假而作为管帐机构掌管人签署甲公司财政汇报，以上三人行为均与甲公司有关信息披露违法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刘某某作为甲公司现实节造人，决策、铺排甲公司资金转移至关联方且未披露，支使甲公司财政造假。刘某某的行为已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和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支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情景。

【处罚了局】

2021 年 10 月 18 日，中国证监会作出〔2021〕81 号行政处罚决定和〔2021〕18 号市场禁入决定，认定甲公司违反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2019 年《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划定，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决定对甲公司责令更正，赐与忠告并处以 600 万元罚款；对刘某某赐与忠告并处以 930 万元？，其中作为直接掌管的主管人员？ 30 万元，作为现实节造人？ 900 万元；凭据任职功夫、履职情况及涉案水平等，对刘某某 3 等16 名责任人员凭据 2019 年《证券法》赐与忠告，并处以 60万元至 450 万元不等的？；对邱某某等 2 名责任人员凭据2005 年《证券法》赐与忠告，并别离处以 15 万元、20 万元的？。同时，对刘某某采取平生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对刘 某某 3 等 4 人采取 5 年至 10 年不等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诉讼情况】

本案当事人未提起行政诉讼。

【焦点问题】

（一）关于违法行为逾越 2019 年《证券法》执行日期的司法合用2019 年《证券法》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执行。本案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产生在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，甲公司 2019 年年度汇报披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即在 2019年《证券法》正式执行之后。因而本案涉及违法行为逾越 2019年《证券法》执行日期的司法合用问题。

《立法法》确定了法不溯及既往的通常性准则，《行政 处罚法》亦划定执行行政处罚应合用违法行为产生时的法 律。因而，对于逾越 2019 年《证券法》执行日期的两段违法行为首吓爪当别离评价。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逾越订正刑法执行日期的持续犯罪、陆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若何具体合用刑法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字〔1998〕6 号）有关切灵，对于跨法的持续犯、陆续犯或同种数罪，合用新法一并追诉，但新法比旧法更沉的，应酌情从轻处置。举沉以明轻，对于跨法的陆续违法行为的行政处？杀滞龇，即在别离评价的基础上合用新法一并处罚，并将部门违法行为产生在旧法时期作为整体量罚的裁夺成分。

本案中，一方面，甲公司陆续四年因财政造假导致信息披露违法，且于 2021 年 3 月因触及买卖类退市指标被终止上市，给投资者造成沉大损失。另一方面，2019 年《证券法》大幅提高了信息披露违法的司法责任，鉴于甲公司四年信息披露违法中仅 2019 年年度汇报披露于 2019 年《证券法》施行日期之后，故在对甲公司整体合用 2019 年《证券法》的同时，可酌情从轻处罚。在 1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法定罚款幅度内，最终对甲公司处以 600 万元？。

（二）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员的认定

本案对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的行政责任认定，有两个特点：

一是重办“罪魁”，凸起“关键少数”责任。首先，刘某某作为甲公司的首创人、现实节造人，在 2017 年 5 月前担任甲公司董事长，并在离职后持续主导甲公司沉大事项的治理决策，是甲公司的现实辅导和决策主题。甲公司的系统 性财政造假行为，与刘某某利用现实节造人职位支使信息披 露违法以维系控股股东资金链等利益拥有直接因果关系。本案凭据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对刘某某作为现实节造人？ 900 万元，超过对甲公司 600 万元的？，同时对刘某某采取平生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彰显了重办“罪魁”的法律理想。其次，本案将组织、参加财政造假的时任董事长、总经理、财政总监、董事会秘书等“关键少数”认定为直接掌管的主管人员，别离处以 250 万元至 450 万元不等的较沉？，并赐与相应年限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凸起了对财政造假钟装关键少数”的从严查究。

二是划分责任梯度，体现过罚相当。凭据责任人员与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的具体关联水平，本案将行政责任由高到低划分为决策指挥、组织施杏注直接参加、知悉或该当知悉、虽不知悉但未勤勉尽责等五类情景。之后再凭据分歧人员具体身份职责、涉案水平等，在每一档次中进一步明确责任大幼，？罱鸲罘痔荻染既隙。其中，对于不参加甲公司日常经营且不知悉涉案造假行为的有关董事、监事、高级治理人员等的责任认定，重要调查其是否勤勉履职以及对信息披露违法的主观不对水平。本案中，甲公司持久系统性财政造假，内部治理失效，自 2019 年以来因“存贷双高”屡次被媒体质疑，2018 年年度汇报被证券买卖所问询， 2019 年财政报表被管帐师事务所出具无法暗示定见的审计汇报。甲公司的上述异常情况均与其虚增交易收入、利润总额以及钱币资金的违法事实亲昵关联。有关人员对异常情景未予以应有关注，更未进行必要、审慎核查，却签署确认定见保障甲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正确、齐全，存在显著错误，属于未勤勉尽责，应承担相应行政责任。

【领导意思】

（一）遵循逾越新法执行日期案件的司法合用的根基原则

本案进一步明确逾越新法执行日期案件司法合用的基 本准则，即必须严格遵循《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有关规 定，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新旧司法合用司法诠释的心灵。鉴于法律实际中时时出现违法行为始于新法执行前、在新法执行后仍拥有持续或陆续状态，对逾越新法执行日期案件合用新法进行量罚时，该当思考违法行为在新法执行前后持续的功夫长度等成分。若重要违法行为产生在新法执行前，而新律例定的责任较沉时，该当着沉思考内容沉于大局的准则和行政处罚合理性，参照刑事领域有关划定，在新法的量罚幅度内酌情思考有关从轻成分量罚。

（二）依法精准认定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员

2019 年《证券法》提高了量罚幅杜纂自由裁量空间，这对精准认定、合理量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办、国办《关于依法从严进攻证券违法活动的定见》指出，对峙分类监管、精准进攻，全面提升证券违法大案要案查处质量和效能，加大对证券刊行人控股股东、现实节造人、董事、监事、高级治理人员等的追责力度。本案为若何用足用好行政处罚的 “财富罚”和“资格罚”、实现责任主体的精准追责进行了有益的索求。一是遵循重办“罪魁”、凸起追“关键少数” 的法律理想。二是依照精准法律的要求，凭据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治理人员的履职情况，与信息披露违法之间的关联水平，以及其他人员参加、执行违法行为的深度，综合对信息披露违法所起作用、知情水平、工作职责、专业布景等方面，划分责任梯度，合理认定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

【有关划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 年建改）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 年订正）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订正）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订正）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二十一条

《证券市场禁入划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五条